▋2025 秋季號 ▋人物專訪 ▋NO.33 ・情節生成中・造境開局 ▋我生成故我在的AI時代──攝影的情節揭露與自我生成 香港攝影師千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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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乃予 攝影 · 千紅
在當代，攝影製造出的影像，會觸動你某個情節的想像嗎？
我拍故我在的時代製造出被影像淹沒的我們，便會開始被分類和風格定義，甚至簡化為一鍵濾鏡和技術性的參數設定。但人生的情節，絕不是可以一鍵生成或是造著設定走的吧？
攝影可以將人生議題顯影嗎？
香港攝影師千紅，以「致我遲了十年盛開的花期」作為對首部攝影集《花期》的註解。藝術家的自畫像幫藝術家深入探索自己、探索真實的自己，如同攝影師拍攝自己般，將自己的人生議題透過攝影來顯影。歷經三年半拍攝的《花期》，千紅說：「《花期》原本是『不為什麼』而拍攝，只是單純地專注在當下──凝視自己和我的拍攝對象，這樣的照片帶有一種不可侵犯，不可竄改的神聖。」像是私密的日記並未打算公開，直到這段和同學相處過程做自己的自在，令他反思這些照片中真實的自己，也許能帶給更多人正面的能量，才決定集結成攝影集出版，當然也是因為照片中笑得很好看的自己。
一直以來，性別議題是森村泰昌和辛蒂．雪曼作品中持續探討的，香港M+於2024年展出「森村泰昌與辛蒂．雪曼：變裝化身」展覽，千紅受邀參加開幕，成為第一批觀看的人。這場展覽堅定了千紅要發表《花期》的決心。他說：「《花期》某種程度上是我自我的投射，我沒有察覺到女裝讓我體會到身分的重新建構，因為和同學們相處過程中，她們關注的，是我「本質」上是怎樣的人。想要穿女裝時，便穿女裝。在《花期》中的照片，我看我自己根本就是個女生，因此跟森村泰昌和辛蒂．雪曼的創作出發點有根本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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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紅於首部攝影集《花期》中收錄和同學們的畢業留念 |
香港人喀嚓的日本視覺語言
千紅的攝影作品風格鮮明，透過研究日本攝影史來探究日本美學的精華，拍攝出細膩的日本視覺語言，但身為香港人，又是如何獲取這些養分呢？他說：「在我小時候，其中一個最大的娛樂，是放學後在電視機前看日本動畫。動畫中的繪圖方法、主角的性格和價值觀，是普遍香港人最早接觸到的日本文化。而後我在中文大學進修日本研究，學到了日本人如何在四季變遷中提煉出一種對無常的體認──從「物之哀」、「幽玄」和「侘寂」等傳統美學價值。可以說，日本的審美從我小時候起便讓我感悟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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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紅拍攝的房間，中間是日本知名電影《情書》的海報。 |
生成式ＡＩ的世代來臨，攝影還會存在嗎？
攝影經歷真實性、紀實性、複製性、藝術性等各種討論，但當攝影的門檻變低，形式越來越容易複製，畫面越來越容易被生成的當下，攝影會如何發展呢？
千紅認為：「我更加擔心一代人之後，便再也沒有人相信照片拍攝過的東西『真實地存在過』。我相信攝影是不會死的，一如當180多年前攝影術初誕生的時候，有人斷言繪畫已死。CD問世時，所有人都相信黑膠已死。就算生成圖像再方便，也一定有人想記錄真實發生過的日子，也一定會有人覺得拍照是一件很好玩、很快樂的事。」
生成式ＡＩ的世代，許多被製造出來的畫面震撼程度更甚以往，攝影已不再只是追求吸睛或技術流，而是透過攝影探討你想討論的議題，和真人想連結的時光，我生成故我在的時代，攝影的改變，更攸關拍攝者想揭露多少情節，以及在攝影過程中生成出的新自我。
攝影師千紅的話猶如回音，迴盪在已結束對話的空間裡，「當我看著它時，能串起某段記憶，而我會清楚感受到我心裡的那份渴望──『我很想留下這個瞬間』、『我真的想要拍這個人』、或是『我愛這個人』，或許這就是作品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價值吧!」
Ｑ 您的攝影書《日系攝影 II》像是一段對美學與技藝的持續書寫。對您來說，在書寫和攝影作品「尚未完成」的過程中，分別有什麼時刻最能感受到靈感的湧現？
Ａ 我記得有一位哲學家曾經這樣評價什麼是快樂：他說，在你的目標即將完成，而又尚未完成之時，是整段過程中最快樂的。但是，一旦抵達這個目標，快樂很快便會蕩然無存，人又會再一次盯著下一個或近或遠的目標，而在開始找到新的目標之前，一直焦慮。
回答這個問題，我會用我在失戀旅行的經歷，我覺得與獲取創作所需要的靈感有點相似。剛失戀的時候，我常常想著像荒木經惟或是深瀨昌久那樣，在失去的當下壓榨自己獲得靈感，把這些痛苦變成作品。於是我逼迫自己拍照，自拍自己哭泣的臉、拍灰暗的天空，或者是書寫感傷的文字。但我發現，這不是屬於我獲取靈感的方式，我沒能創造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反而在兩三年之後，我經歷了很多思想上的沉澱，也閱讀很多文學作品和關於心理學書籍，才得以將過往的經歷加以融合，變成更具哲理的文字或作品，而不再只是自說自話的感傷。
同樣地，在旅行時我會很想讓自己得到體驗，我甚至會隨身攜帶一臺筆電來記錄旅行給我的每一個感受。但我總是在旅行中寫不了什麼文字，因為光是體驗新的東西便讓人很疲累，那種眼睛上的眼花撩亂和肉體的消耗，讓我沒能靜下心來好好總結自己所經歷的東西。反倒是回家後過了一段時間，看著照片，旅行時的種種回憶襲上心頭，這才能總結經驗變成攝影和寫作的養分。
所以對我來說，最能感受到靈感湧現的時刻，不是處於那些壯美的旅程當中，或是哭得聲嘶力竭的晚上，而是一個人好好靜下來看著從前的照片，一邊感性地回憶過去，一邊理性地反省生命的意義和在旅程中學到的東西。我覺得在這種時刻創作出來的東西，比較能在讀者的心中停留得更久（笑）
Ｑ 攝影常被視為定格瞬間，但創作卻是一個流動過程。您如何在快門的瞬間，與後續決定成為作品的過程，找到創作系列的核心？而這創作過程又是如何隨著心境轉動作出調整？
Ａ 生命永遠是流動的。
佛家所說的所謂無常，便是體認到這個世界的自然之理是物無常性。世間萬物，包括可見的和不可見的：關係、人情、世間所有的自然之物、人造之物，乃至宇宙處於流轉不息的狀態。攝影所謂的定格，只是人們主觀地想留著美好的時間點（記憶）而已。
對我來說，除了廣告工作或商業作品外，我很少會去思考一個「創作的流程」（How to／如何去做），反而更常思考「我想在這世界留下什麼」（Why／為什麼做）。作品對我最重要的地方在於：當我看著它時，能串起某段記憶，而我會清楚感受到我心裡的那份渴望──「我很想留下這個瞬間」、「我真的想要拍這個人」、或是「我愛這個人」。我認為如果作品能好好記錄下攝影師與被攝對象的關係（不論對象是風景、土地、還是人事物），哪怕只是一張照片，甚至只是隨興之作，那也已足夠了。
這是我心目中「創作的核心」。不是什麼技巧的鋪排或執行細節上的精準，而是著重於「出發點」，照片當中有沒有「我們曾經存在過」的感覺。
Ｑ 您在創作和研究中，以日本文化延伸到日本攝影視覺語言及核心，想詢問您身為香港人，如何看待香港攝影和日本攝影在您身上的影響，是否在攝影作品中有兩種風格的交錯(或融合)，可以與我們分享？
Ａ 雖然我在香港長大，也在香港經營教室和學習設計，但我真的不是很知道，能夠代表香港攝影風格的是什麼東西。
有人會說，香港的攝影風格就是那片霓虹閃爍、五光十色的夜景都市。但我看來不盡然，因為「風格」應該更接近於一種價值觀，甚至是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包裝。更何況，這種對於香港的形象，像是一個從來沒有到過香港的西方遊客，心中所想像的香港──就像六〇年代電影《蘇施黃的世界》中，那個滿是唐樓和招牌的香港。然而，只要真正來過，便會知道這些年香港的變化很大，那種刻板的印象不是真正的香港。
有人會說，王家衛導演、劇照師夏永康鏡頭下的經典香港電影，是能夠代表香港的攝影風格。這個我不反對，他們的確創造了香港電影美學的傳奇年代，但若論及這是否代表普羅大眾的攝影審美，這顯然也是不符現實的。
我認識的香港文化，是個快速且功利的社會。比如說在影像影響力最大的廣告圈，拍攝風格相當傾向於歐美，以拍出歐美大品牌的質感和風格為榮。作品中的「香港美學」意識並不高，所以在我這個本地人的心裡，或許是我見識淺薄、孤陋寡聞，若被問及什麼是香港風格，我真的不知該如何回答。
至於日本文化，基本上在香港長大的人也有類似的經驗。在我小時候，其中一個最大的娛樂，是放學後在電視機前看日本動畫。動畫中的繪圖方法，主角的性格和價值觀，是普遍香港人最早接觸到的日本文化。而後我在中文大學進修日本研究，學到了日本人如何在四季變遷中提煉出一種對無常的體認──從「物之哀」、「幽玄和「侘寂」等傳統美學價值。可以說，日本的審美從我小時候起便讓我感悟甚深。
我愛香港和日本這兩個地方，但仍不確定，該如何有意識地將這兩個地方的風格融合起來。
（當然也可能在潛意識中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吧！）
Ｑ 您的攝影既捕捉現實，又營造氛圍，創作中更常帶給觀者，許多日本電影或是劇照的氛圍和故事感。想問，您在創作時，是如何在想像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或創造出新的視覺語言？
Ａ 思考感受，而非技巧。
在網路上有很多關於日本電影和劇照的技術分析：怎樣構圖、選用何種底片語沖印技巧、服裝配搭語色彩的搭配，甚至故事結構的解析。這些確實是日系攝影愛好者最常關注，也最容易沉迷其中的地方。但我認為，那些並不是最重要的。
美是一回事，但那僅僅是表現出來的技巧。真正打動人的，不只是美，也不應該是美。
我舉一個例子，香港人到日本賞櫻或賞楓葉，大多關注天氣預告中所說的「預想滿開期」，若錯過了滿開，或天氣不似預期，便容易心生不幸之感。大部分人眼中所看的櫻花，僅有壯美一途。而日本人賞櫻，相較於櫻花盛開在枝頭上，他們覺得櫻花落下的瞬間、飄落在河中的身影更具美感。那就像是美好的生命在該盡之時，毫不眷戀生命的姿態，那孤單的粉紅身形便是至美。那已經超出了單純審美的範疇，延伸到人生觀上。
那我們不禁要問，日本人是怎樣得到這種視角？
是從小耳濡目染的集體意識？是天災地震帶來的無常感？抑或是在每年春夏秋冬花開花落中，逐漸提煉出的人生態度？當這些感知被放在電影與攝影作品中，便能讓身處福地的香港人也感受到所謂的「氛圍」。攝影者若能體會四季變遷對生命的影響，深刻理解無常之必然，自然會得到這種視角──這與技巧完全無關。
Ｑ 在《花期》中，您以自我為影像主角，甚至跨越性別裝扮。這樣的「自我凝視」如同將真實的自我，或私密面做揭露，是什麼樣的狀態，讓您有決定出一本這樣的攝影作品？
Ａ 這本攝影集我拍攝了三年半的時間，但決定把它集結成書並出版面對大眾，只是大半年前的事。
在我小時候，我曾有一種想成為女生的傾向。但在那個年代，這是一件羞於啟齒的事。因此，在我到設計學院讀書之前，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以這樣的樣貌告白於人前。直至我在設計學院遇上了一群對我好好的同學，我才發現，過去以為羞愧的，其實並不是過錯。那些照片，只是很單純記錄了我在同學的愛中渡過的每一天。拍攝的時候，我甚至沒想過要發行攝影集，也沒想過會放到社交媒體上。
但是這樣很好，好的作品就該有這種模樣：「不為什麼」而拍攝 - 不考慮別人的評價、不考慮利益、只是單純地專注在當下：凝視自己和我的拍攝對象，這樣的照片帶有一種不可侵犯，不可竄改的神聖。
我很喜歡這些照片。
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翻看它們，才發現其中蘊含了一個很好的故事。我問自己：如果在我更年少的時候，遇到這樣的攝影集、閱讀當中的文字，我會不會更自由、更勇敢地生活？如果我能夠把這些美好的照片分享給更多人看，是不是也能讓他們的人生變得更美好呢？於是，這本攝影集誕生了。當然，也帶著一點私心──人生只有一次，在照片中的我笑得很好看，我想讓更多人看見這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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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Cindy Sherman 的《Untitled Film Stills》借用 B 級電影中的女性典型形象（天真少女、寂寞主婦），透過攝影自扮演這些角色，暗喻並諷刺電影中的性別刻板觀念。而在您的《日系攝影》系列或《花期》作品中，是否也試圖扮演或重現某些流行文化中女性典型形象？這樣的轉換是否具有反諷或批判的意涵？
Ａ 剛好M+「森村泰昌與辛蒂．雪曼：變裝化身」展覽的開幕禮有邀請我參加（僅僅作為攝影師身分），所以我是第一批進場觀看的人。
我並沒有意識去承接攝影史上的變裝或性別流動主題，在上一條問題答到了：在拍攝照片的當下，我只是很單純地享受和同學一起在學校的日子，我並沒有要宣揚什麼的意思，或是刻意藉著這個議題來吸引觀眾。再說白一點，在《花期》中的照片，我看我自己根本就是個女生，因此跟森村泰昌和辛蒂．雪曼的創作出發點有根本性的不同，我甚至討厭別人把這個作品與跨性別或性別流動混為一談。
身分的確是被建構出來的，但在拍攝《花期》時，我的感受卻與常人明顯不同。我沒有意識到自己拍攝的對象，某種程度上是我字我的投射，也沒有察覺到女裝讓我體會到身分的重新建構。
在香港的書店講座中，我提到過：真正的包容和接受，不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憐憫和同情，而是一種像理所當然般的，就只是日常的凝視。我的同學望向我的時候，我感到很舒服，並不是因為她們刻意地包容我這個身分，而是對她們來說，我是否是女孩其實並不重要。她們關注的，是我「本質」上是怎樣的人。服裝是社會所定義的，性別角色也是。如果我們能不帶著分別心去看待人，那男裝和女裝終究也並沒有任何不同。
同樣地，《花期》不是藝術實驗，我也沒有要去扮演或重現某些流行文化中女性形象，我只是單純地，穿自己喜歡的衣服、見想見的人、拍喜歡的照片而已。
分享金剛經中的一句說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果我們抱持著想要認識對方的心態（認知層面的需求），或功利地希望對方為自己達成任何東西，就沒有辦法真正了解對方。什麼男與女、美與醜、年輕與衰老、成功與失敗，其實都只是我們用來理解世界、利用世界的「名字」而已。「以名名名，名名非名。以物物物，物物非物」（金剛經）
這次開幕禮上，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主辦方明確規定dress code 是「變裝」，但縱觀全場，絕大部分參加者們，都僅僅只是在臉上化了一些簡單的妝、戴面具、或是當成萬聖節般的Cosplay活動而已。幾乎沒有人男扮女裝，也沒看見女扮男裝──這種性別定型的枷鎖在香港還是太大了吧！
坦白說，這場展覽堅定了我要發表《花期》的決心。因為在我心中，其實並沒有覺得森村泰昌與辛蒂．雪曼的作品很優秀（這樣說一定會有人覺得我過於自大吧！），因為他們用一種近乎嘩眾取寵的方式來表達「身分是被建構的」。但作為真正曾經想變成女生的人來說，這種分別心，本來就不是這群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想要穿女裝時，便穿女裝。我們無需以「藝術」之名為自己喜愛的事找藉口，這是我一直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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