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好日／親情，沒有結束學習的那天 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
圖‧黃惠偵 / 廖郁文 文‧ 李昱萱 我們是家人，但卻從沒有過日常對話。想了15年，黃惠偵決定拿起攝影機對著自己與母親，用鏡頭開啟與母親的談話，兩人坐在餐桌的兩端，她緩緩道出那些從小難以說出口的傷痛，讓深藏的傷口慢慢痊癒，「以前她煮完飯，就一聲不響出門到晚上才回來，現在她出去玩會打給我，告訴我她現在在做什麼、吃到什麼好吃的、要不要幫我買回來？」黃惠偵笑了，因為日常對話開始了。 她將自己在家裡的位子比喻成了從貨艙升級到頭等艙，「我跟我媽媽的關係，去年到了一個頂點，她買了條粗粗的金項鍊給我，雖然很浮誇，但我知道那就是她表達愛的方式。」拍完《日常對話》之後，這才發現課題尚未結束，她說：「我後來發現關係的建立就是一個無止盡的輪迴，媽媽處理好了，接下來我還有女兒。」在紀錄片裡，經常能看見她與當時三歲的女兒童言童語的可愛互動，片子上映後，黃惠偵帶著女兒一起觀影，原以為孩子不能意會抽象的情感，但女兒告訴她：「我知道你在跟阿嬤說你愛她。」讓黃惠偵著實驚喜。 今年，手上的第二部紀錄長片《LOMA－我們的家》進入後製期，完成後黃惠偵將和母親與女兒搬離城市，主因就是教育，她說：「在都市裡，老師的要求其實是符合大多數家長的需求，像是我之前反應過作業太多，但其他家長不這麼認為。我希望回到家之後，我跟孩子還是能有很多時間相處，我還是可以教她很多東西，而不是只能陪著寫作業，再去精熟那些國、英、數。」當然，教養孩子的過程中，時常有覺得要大爆炸的時刻，她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消化」，她說：「我會進房間冷靜一下，告訴孩子請給我空間處理情緒，因為如果你不讓我生氣，我可能就忍不住罵你，這樣很不好。後來我女兒自己如果也生氣，她也會去房間，生氣完之後再出來，我們就可以好好溝通。」 最初開始拍紀錄片，是源自於一股無以名狀的憤怒，黃惠偵從國小就被迫輟學，與媽媽、妹妹一起跳牽亡舞維持家計，小時候總覺得能待在媽媽的身邊就好，但隨著長大的過程飽受異樣眼光，才知道社會對牽亡的觀感是糟糕的、不入流的，不想被主流媒體詮釋，她拿起攝影機自己說故事，甚至為別人說故事，成為了紀錄片導演。當自己成了母親，沒有像彌補遺憾般加諸對職業的期望在女兒身上，她反倒認為：「我希望能在我有限的條件裡，讓她去接觸更多事物，讓她發掘自己喜歡什麼，而不是去畫框，叫她一定要擠進那個框。」 每個人都是「父母」這個身分的初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