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希莫依   攝影．石育安 . 與沈可尚導演的對話，在他駐紮十五年的工作室，老件家具靜靜佇立，像他的人和作品，刻有過去時光洗禮後的溫潤，談到未來，他語氣平緩卻擲地有聲，「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影像絕對不是我們現在講的影像了。」他想轉身，往一條更窄的路走去，一個完全陌生、連自己都無法想像畫面的地方，沈可尚的創作之路，是一場不會停歇，對「可預測終點」的溫柔叛逃。 創作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1999年，沈可尚憑藉大學畢業製作《與山》站上坎城影展的紅毯，金馬獎的榮耀接踵而至，這份巨大光環來得太早，像一顆過甜的糖，讓他還沒嚐盡滋味前，就先感到膩了，「你要想，那是沒有電影產業的時代，你得這個獎也沒有電影可以拍。」那份榮譽無法支付房租，也無法回答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最根本的焦慮：「人要怎麼活著？」於是他踏入廣告界，逃進另一個宇宙，充足的資金、健全的設備，一切井然有序，從一位憑直覺創作的藝術家，脫胎為兼具藝術視野與純熟技術的專業職人，再往下走，他可以累積財富、買車、買房，可以成為一位成功的商業導演，「但創作無論何種形式，最終都在處理自己的問題。」年輕時因為看不見未來而離開電影，離開後卻又因為未來太過清晰而離開廣告，「原來我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我可以預判事情會怎樣，我就不想走，所以我拍紀錄片，紀錄片是一個和未知對話的藝術。」 ▲ 沈可尚正計畫為合作多年的年輕團隊開創新的空間，讓他們能站到第一線。對他而言，導演不僅是創作者，也肩負著開疆闢土、提攜後進的責任，讓台灣的影像創作能持續傳承下去。 荒野中等一句「以後」 「每一支紀錄片拍完，都不是剛開始想的那樣。」沈可尚認為若最後拍出了自己的預想，「表示你根本沒有在拍。」剛上映的《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耗時六年拍攝生態攝影家徐仁修老師，這是一場「不可預設」的極致修行，面對一位同樣手持鏡頭、對媒體充滿疑慮的前輩，「他問我的第一句話是，『一個人為什麼需要有紀錄片？』，我回老師，『沒有人需要有紀錄片』，『那你拍這個要幹嘛？』」雙方的首次交鋒以大哉問作結，未來的日子，團隊只能一次次接受徐老師突如其來的拍攝邀約，不問目的，只管跟隨，等待，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方法論。直到七、八個月後的一次夜宿，團隊因聲響驚擾了生態，徐老師在檢討時喝斥一句：「以後你們買登山鞋，我都要檢查過。」「意思是有以後嘛！」沈可尚笑鬧的口吻，彷彿小學生在和班導師耍嘴皮...

  ▲《茶金》、《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導演林君陽。 渴望林君陽多說一點自己，話語卻悄悄地往時代背景流去—他說第一次獨自看的電影是《新精武門》，隨後便聊起 80 年代朱延平與周星馳的電影工業；他解釋自己的影像之路，源自於 90 年代對電視廣告的萌動；問他拍過的電影戲劇，世間題材泛泛，恰巧這麼多名字都帶「愛」？他卻淡然表示：「這只是『後海角時期』市場導向的巧合。」 ▸▸▸ 訪談線上聽： https://reurl.cc/8qq0R4 如同他說自己生命經驗匱缺，用他的原話是：「作為一個純粹對影像有興趣的人而言，我的出身、我的經驗與經歷，都沒有特別的波瀾。」聽他語氣篤定，並非自謙之詞，彷彿自己僅是孤例，需要將時代拉進話語佐證，經驗才不影薄，才能成為時代的證詞。 2018 年，林君陽憑著《我們與惡的距離》抱走金鐘獎「戲劇類最佳導演獎」； 2021 年上映的《茶金》迴響熱烈，並被譽為臺灣「時代劇的天花板」。對一個自言「生命經驗缺乏」的人，這些關乎社會、關乎時代的故事，未免也說得太好了──而林君陽給出的答案並不奇巧，原因無它，僅是「累積」。 ▲《快速球》讓林君陽看見才能這件事情。七三太朗原作、川三番地漫畫的高中棒球漫畫，曾 獲得1992年、第16回講談社漫画賞。 （圖片由東立授權，©快速球／風光る／講談社） 《快速球》讓我看到，所謂才能，有時候就是靠著單純的熱愛，跟不斷地練習。 成長於 80 年代的彰化市區，巷口附近的銀宮戲院人潮紛至沓來，林君陽的童年迎上了臺灣電影的一波高峰，朱延平的《新烏龍院》、《狗蛋大兵》等商業喜劇蔚為風潮，在不散場的戲院，往往一張票，兩部片，就是一個下午：「當時室內沒有禁菸，小朋友個子小，抬頭望向後方投來的螢幕光束，照出了雲煙繚繞，這是我對電影的最初印象。」他說。 除了電影，尚有漫畫伴隨著導演的成長印記。他說他看過的漫畫可多了，從《鬥球兒彈平》到《北斗神拳》，當然少不了少年漫畫的定番之作《七龍珠》；少年完食，便接少女，一套又一套，幾乎將小小的租書店翻了個遍。 談啟發或影響，可能都是後話，但在《快速球》這部棒球漫畫裡頭，林君陽彷彿看見曾經的自己──這是一部關於熱血的運動漫畫，主角野中裕，一位 160 公分的小不點，條件不佳，卻是模仿天才，因緣際會成為正式球員，一路克服逆境打進甲子園。   「野中裕這個人懷抱巨大的熱情，朝夕不懈地揮棒與投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