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希莫依   攝影．石育安 . 與沈可尚導演的對話，在他駐紮十五年的工作室，老件家具靜靜佇立，像他的人和作品，刻有過去時光洗禮後的溫潤，談到未來，他語氣平緩卻擲地有聲，「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影像絕對不是我們現在講的影像了。」他想轉身，往一條更窄的路走去，一個完全陌生、連自己都無法想像畫面的地方，沈可尚的創作之路，是一場不會停歇，對「可預測終點」的溫柔叛逃。 創作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1999年，沈可尚憑藉大學畢業製作《與山》站上坎城影展的紅毯，金馬獎的榮耀接踵而至，這份巨大光環來得太早，像一顆過甜的糖，讓他還沒嚐盡滋味前，就先感到膩了，「你要想，那是沒有電影產業的時代，你得這個獎也沒有電影可以拍。」那份榮譽無法支付房租，也無法回答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最根本的焦慮：「人要怎麼活著？」於是他踏入廣告界，逃進另一個宇宙，充足的資金、健全的設備，一切井然有序，從一位憑直覺創作的藝術家，脫胎為兼具藝術視野與純熟技術的專業職人，再往下走，他可以累積財富、買車、買房，可以成為一位成功的商業導演，「但創作無論何種形式，最終都在處理自己的問題。」年輕時因為看不見未來而離開電影，離開後卻又因為未來太過清晰而離開廣告，「原來我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我可以預判事情會怎樣，我就不想走，所以我拍紀錄片，紀錄片是一個和未知對話的藝術。」 ▲ 沈可尚正計畫為合作多年的年輕團隊開創新的空間，讓他們能站到第一線。對他而言，導演不僅是創作者，也肩負著開疆闢土、提攜後進的責任，讓台灣的影像創作能持續傳承下去。 荒野中等一句「以後」 「每一支紀錄片拍完，都不是剛開始想的那樣。」沈可尚認為若最後拍出了自己的預想，「表示你根本沒有在拍。」剛上映的《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耗時六年拍攝生態攝影家徐仁修老師，這是一場「不可預設」的極致修行，面對一位同樣手持鏡頭、對媒體充滿疑慮的前輩，「他問我的第一句話是，『一個人為什麼需要有紀錄片？』，我回老師，『沒有人需要有紀錄片』，『那你拍這個要幹嘛？』」雙方的首次交鋒以大哉問作結，未來的日子，團隊只能一次次接受徐老師突如其來的拍攝邀約，不問目的，只管跟隨，等待，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方法論。直到七、八個月後的一次夜宿，團隊因聲響驚擾了生態，徐老師在檢討時喝斥一句：「以後你們買登山鞋，我都要檢查過。」「意思是有以後嘛！」沈可尚笑鬧的口吻，彷彿小學生在和班導師耍嘴皮...

  圖說／ 《種土》紀錄片劇照，清理土壤裡的塑膠垃圾。 （圖片來源： 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 ） 20 年前，顏蘭權導演透過《無米樂》，帶動全臺看見臺灣農業的現況、深刻感受農民的真實故事，紀錄臺灣的大米倉之一，臺南縣後壁鄉三個老稻農的勞動與生活，如何在大環境不友善的條件下，延續稻作的生命。《無米樂》受到台北電影節、金穗獎等影展肯定。 2020 年片中主角崑濱伯過世，「但是他們的故事，透過紀錄片作為開頭，還在流傳。」 圖說／ 影像團隊歷時八年紀錄種土故事。 （圖片來源： 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 ）   20 年後的現在，顏蘭權導演歷時八年製作，以《種土》呈現台灣土地因為長年的化肥與農藥，漸漸成為「死土」的殘酷現況，以農人「阿仁」和「安和哥」尊崇自然、努力復育土壤的故事，期望再次喚起每一位台灣人對腳下土地的珍惜與重視。 圖說／ 安和哥的有機專區實驗田。 （圖片來源： 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 ） 顏蘭權導演分享，「去年，我曾一度度地被自己的孤單感淹沒，幾乎沒有勇氣推這部紀錄片，擔憂『土壤』這個議題對多數人來說，太冷硬，太疏離」，更因為耗盡製作費而嘗試陌生的群眾集資，陷入極大的不安。 「所幸，天真熱情的阿仁不孤單，向自然之道取經的安和哥不孤單，掙扎八年創作的我，也不孤單。」 圖說／ 阿仁。 （圖片來源： 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 ）   《種土》製作團隊「無米樂影像工作室」發起後製集資計畫，顏蘭權導演說，驚訝發現其實很多人都在守護台灣這塊土地的路途上，「而《種土》讓大家相遇、相知、相惜，彼此成為彼此的緣起。」 紀錄片面向商業市場總是辛苦。因此影像團隊進一步發起「校園推廣」集資目標，希望募集1 萬張「學子待用券」，民眾贊助此方案便可支持學生們免費進院線觀看《種土》。 資料來源／ 《種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