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Bob Dylan多麼類似!生祥樂隊筆手「鍾永豐」筆下的「民謠之路」 詩與歌如何成為生活的出口

Bob Dylan, Woody Guthrie, John Lee Hooker 和 Muddy Waters。圖片來源_荷蘭籍畫家Theo Reijnders IG

民謠傳統往往在災年、戰亂或社會變革中,與憂國恤民的知識分子野合,生發激楚的當代化過程。一九三○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雪上加霜,奧克拉荷馬州發生連年大乾旱。天災與人禍加乘,逼使大量無地農民遷徙,尋找活路。二十出頭的民謠歌手Woody Guthrie(1912-1967)隨鄉民向西出逃至加州,見證了大型農業公司與銀行業聯手發動的土地兼併,其對小農與佃農的層層盤剝,以及大農制生產方式對環境的毀滅性後果。路上,逃難的艱辛風景、吃人的體制與遊民的行吟在歌手的心靈中交織,促使他寫出美國現代民謠史上的開山之作《Dust Bowl Ballads》(沙塵暴紀事)。一九四○年出版的《沙塵暴紀事》在敘事者、當事者、閱聽大眾之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對話深度與向度,影響了日後眾多優秀歌手。 

民謠歌手Woody Guthrie(1912-1967)。圖片來源/woodyguthrie官網

這張專輯有幾項開創性的特質。首先是對事件的即時報導;專輯出版時,大蕭條尚未完結,而Woody Guthrie所描述與批判的社會現象也正愈演愈烈,其反應之專注與迅速,有助於吸引注目、激起公眾討論。其次,是觀察的眼光與敍事的口吻;紀實中的說故事者,其角色既涉入又疏離,有時是客觀的全知者,有時是苦難者的集合體,易使聽者產生半是宗教半是理智的關懷熱情。再者,曲調上Woody Guthrie參考了當事者生活其中的傳統音樂──小調、搖籃曲、福音歌等等,使得內含大量訊息的歌詞得以乘著文化親近性,抵達受眾的良知。還有,在歌詞的寫作上Woody Guthrie增添了新意,譬如用肺病的診斷寫沙塵暴之折騰生命、用銀行搶匪寫社會不義,其切入點既悲天憫人,又跳出人道主義的俗套,為民謠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創造了更高境界的體現。 

以上都還只是創作方法上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生命態度。終其一生,Woody Guthrie不滿足於安全的、遠距離觀察與關懷,一有機會就跑到社會運動或新聞事件的最前線,理解問題的癥結,與群眾同悲共苦,用創作發聲,引發輿論關注,爭取公眾支持等等,為一九六○年代的激進民謠運動塑造了人格典範。另一方面,他不安於室,用盡各種辦法上路,行旅祖國山河,體驗人生,於途中記錄、創作。七○年代之後,街頭復歸平靜、庸俗,那些受惠於民謠運動的歌手儘管名利雙收,不少人仍惕勵自己莫廢初衷。他們或投身實踐理想,或持續以創作批判現實、聲援社會變革;溯其源,是Woody Guthrie的遺緒。 

一九六三年五月,Bob Dylan出版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不管從民謠運動、反戰運動或現代文學來評價,均是精湛之作。出版時,他離二十二歲尚差三天。之後,他以驚人的創作能量,三年內創作五張專輯,以犀利的激進批判為高漲的社會運動助陣,以高明的音樂性回應民謠與藍調復興運動,以前衛的文學性呼應英美的現代詩歌運動及紐約的前衛劇場運動,將美國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推上巔峰。 

Bob Dylan出版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圖片來源_Pinteres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但天才的實現除了時代的條件,更需前人的累積。在杜甫之前,樂府詩歷經數百年的蒐集、整理、研究與傳播,到了戰亂頻仍、政治與思想中心解離的東漢末年及魏晉南北朝,帶有邊緣性與叛逆性的文人如曹操、曹植、曹丕父子,及王粲、陳琳、阮瑀、劉楨、傅玄、張華、石崇、劉琨、蔡琰等,常藉社會寫實進行政治論述。是其時,樂府詩體中豐富生動的民間性成了時代的首選,他們以之為發聲的依靠。這些新創的樂府詩,經典如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 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蔡琰的〈悲憤詩〉等,為後起的唐朝詩人開啓了一扇驚奇之窗,既讓他們看到樂府詩形式與語言的巨大後座力,又為他們展示了如何以民間聲學,將政治見解、時代特徵與社會關懷等表現面向織育為可攀爬可路跑的新文學體,向上為諍言,向下為風謠。魏晉南北朝的樂府詩人之於杜甫,正如同Woody Guthrie那一輩的激進民謠實踐者之於Bob Dylan。 

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為戰士艱苦的守邊生活寫照,後成為民歌。圖片來源_Pinterest/Gigazine

從周天子命採詩官四處蒐集民歌,蔚為「不學詩,無以言」的風氣,至漢武帝立樂府採集歌謠,形成「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新樂府詩創作風潮,這個過程開始於公元前一千多年;不管是從世界政治史、文學史或音樂史來看,皆是驚人的早慧之舉,其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恐怕要超過後來的四大發明。理想上這是明君藉風謠以觀民情、知得失並自我匡正,實際上是民間的材料經過官僚及文人的編輯後,形式及音韻上更為嚴謹規律,並滲入政治倫理與禮儀規範,從而變身為教化百姓的媒介。司馬遷不僅看出《詩經》編輯過程的政治性,還指出其復歸音樂、以利宣傳,故云:「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者……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後世學者對孔子刪詩說容有疑義,但對其過程的特點,倒有共識。 

《漢宮春曉圖》。圖片來源_故宮典藏精選

中國因此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文學社會機制。文人受感染,內化為重視民謠的風氣與傳統。民謠既是觀察社會輿情的窗口,對其進行理解、詮釋與再創作,亦為文人養成學術與寫作的必經之路,及評量重要性的依據。文學上,民謠從四方、由下而上地向京畿滙集、整編、出版,使民謠得以保存、流傳,既延伸、具象化了文人的國家想像,豐富他們的社會視野,又為其提供創作養分。經過文人潤飾的民謠,帶著更精煉的美學與校正過的思想內涵,回返民間,與各地的風土、脈絡進行雜交。文人從而成為中介體,使國家組成的上下層、中央與四方關係之間得以進行政治與文化上的交流、對話;這或許是千年來中國得以維持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充分條件。 

類似的過程與機制出現在兩千年後的美國。從十九世紀末至一九六○年代,在國會圖書館及出版業者的支持下,美國民謠蒐集/研究/出版/演奏者John Lomax (1867-1948)、 Alan Lomax (1915–2002)父子對美國民謠進行了大規模的田野錄音,並進行檔案歸納、研究與出版。John Lomax為國會圖書館成立的Archive of American Folk Songs(美國民謠檔案館)覆蓋了三十三州,富涵多元的地域、職業、種族與信仰特性,在學術研究、公眾聆聽及文化學習上均引動了廣泛的興趣。但他們的志業不囿於此。 

Alan Lomax成長於美國最為左傾的年代,他對運動性民謠以及反映勞動者與低下階層生活特性的歌謠特別重視。圖片來源_NPR

兒子 Alan Lomax成長於美國最為左傾的年代,他對運動性民謠以及反映勞動者與低下階層生活特性的歌謠特別重視。一九三九年底,Alan在全國性的電臺上系統性地介紹美國民謠寶庫,並現場演唱Burl Ives、Woody Guthrie、 Lead Belly、Pete Seeger、 Josh White及 The  Golden Gate Quartet等活躍歌手與團體的作品。這些節目直接於學校的課程中播放,惠及一般學生,對年輕世代的民謠學習、文化興味、社會意識與民族想像等等,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1964年Bob Dylan在Newport Folk Festival(新港民謠音樂節)。圖片來源_gaslightrecord

Alan Lomax見識民謠運動對社會變革的巨大推力,開始對三○、四○年代激進歌手的實踐歷程進行訪談,並錄製、出版他們的民謠演繹與創作。五○年代初,Woody Guthrie受家族性遺傳疾病──亨丁頓舞蹈症干擾,行動能力惡化,未久美國又陷入恐共的政治局勢,活躍的民謠樂手受到監控。多虧Alan Lomax,美國第一批現代民謠歌手的進步作品得以保存下來,並至少能在圖書館與藏家間流通。到了一九五九年,局勢稍緩,他又與Pete Seeger、Theodore Bikel、Oscar Brand及 Albert Grossman等民謠運動推手合作,舉辦Newport Folk Festival(新港民謠音樂節),安排他所採錄過的重要民謠、藍調歌手走出被遺忘的角落與年代,面對全新的民謠世代。第二年,Bob Dylan就在這個音樂節的舞臺上初試啼聲,加速催發民謠革命。 

如此的承先啟後,Bob Dylan與杜甫多麼類似! 

放在中國文學史上,杜甫成就的境界顯而易見,諸如政治性、社會性與文學性的精緻統一,批判性的高超藝術概括,形象、景象與情感、思想的相互滲透,複雜而幽微的心理描述,精準奇麗的鍊字鍛句,以及文詞中豐富的構圖與造樂等等,眾注家與評家早有定論。讀杜甫的亂世作品,其一生糾結在儒家君臣倫理、國家主義、人道主義、淑世熱情、家庭責任與創作欲望之間,不斷遭逢悲劇,又持續創造驚奇。杜甫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自我認識與期許,行旅於濁世凶年,像個報導文學家,不斷記錄途中的見聞並表達關切。以民謠運動的歷程觀之,杜甫以自身為媒介,接合文人文學與樂府詩歌傳統,共振出廣闊壯盛的對話。


資料來源_春山出版


一位農村出身的青年,走向反抗者、創作者、政治工作,仍掛心鄉土,這是一本引領讀者反思土地、自我與全球化的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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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中,我受三件事嚴重衝擊,跟彗星撞地球一樣,得耗上長長歲月,氣候生態方可再平衡。首先是我家南邊兩公里的山丘──獅形頂腳下出現奇景:一畦畦菊花頂著一排排日光燈管,夜夜通明。難道現在連作物都不得日落而息了嗎?我心中感到哀憐且不祥,隱約覺得某種異變正在蔓延,但又不明何以。每回傍晚經過,我不安地遠視山腳下那一片詭譎的光明,彷彿是一群藏著祕密動機的無聲軍隊在夜裡行軍……──鍾永豐

交工樂隊與生祥樂隊作詞人鍾永豐,在臺灣首本散文集錦。一位投入社會運動的農村子弟,由音樂蔓生出對土地的關懷,在政治路上不離農、不離土,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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